大连10岁女童长沙9岁男孩遇害,身居城

罗希遇害，母亲伤心欲绝

1.

10月20日，大连10岁女童小琪遇害，凶手是居住在同一个小区的蔡某某。

小区多名女性住户反映，自己曾遭到蔡某某的跟踪尾随，甚至有人被他掀过裙底。

小琪遇害引起众怒的原因在于对凶犯的处置：

媒体第一时间发布的消息说：因未满14周岁，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，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，

几天后，大连警方对蔡某某做出收容教养三年的决定，而这已是法律框架内最严厉的措施，

仅仅半个月后的11月5日，下午13时30分左右，湖南长沙雅塘村某小区，一名9岁男童罗希遭遇一男子袭击后身亡。

同样，据说是精神病的凶手也是住在同一个小区。

罗希一家来自湖南娄底新化县，为了让罗希能接受更好的教育，来到长沙市打工，两年前，他们来到汇城上筑小区，租住在这里，每月租金元。

家有恶邻，终成悲剧。

城市生活，如何选择邻居。

也是令人困惑的一个话题。

2.

房地产快速开发，加速了城市化进程，老的城区改造和大量的的农民工进城，一下子就让人们进入了一个陌生的空间。

万丈高楼平地起，邻里之间不认识。

孟母三迁的故事太老套，老的常常让我们把这个故事忘掉。

孟子年少时，家住在坟墓的附近。孟子经常喜欢在坟墓之间嬉游玩耍。孟母见此情景，就觉得这个地方不适合居住，于是就带着孟子搬迁到市场附近居住下来。

可是，孟子又玩闹着学商人买卖的事情。那个时候重农轻商，孟母又觉得此处也不适合孟子居住。

于是又搬迁到书院旁边住下来。此时，孟子便模仿儒生学作礼仪之事。

孟母认为，这正是孟子所适宜居住的地方，于是就定居下来了。

这应该是学区房的鼻祖，搞房地产开发的人应该把孟母供起来。

其实，还有一个故事，比孟母三迁还要有意义。

3.

张蓬仙是吉林人，年和周恩来一起考进了南开学校，年，张蓬仙返乡，周恩来作诗《送蓬仙兄返里有感》

相逢萍水亦前缘，负笈津门岂偶然。扪虱倾谈惊四座，持螯下酒话当年。险夷不变应尝胆，道义争担敢息肩。待得归农功满日，他年预卜买邻钱。

其实，千金买邻比买学区房还要重要。

《南史·吕僧珍传》记录这个故事，吕僧珍廉洁奉公、品德高尚，受到了人们的称颂。

有位名叫宋季雅的官员告老还乡到甫袁州后，特地把吕僧珍私宅邻家的一幢房屋买下来居住。一天，吕僧珍问他买这幢房子花了多少钱，宋季雅回答说：“共花了一千一百万。”

吕僧珍听了大吃一惊，反问道：“要一千一百万，怎么会这么贵？”

宋季雅笑着回答说：“其中一百万是买房屋，一千万是买邻居。”

吕僧珍听后想了一会儿才明白，跟着笑了起来。

4.

乡土中国。

大规模的城市化只是近三十年的事，与几千年的乡土文化相比，太短。

我们还没认识城市，就已经进入了城市，人为的城市大跃进带来了很多问题。

大连女童遇害，人们愤怒的是凶犯不满十四岁而免于刑责，这是因为有所谓的法律。

早在西南联大的时候，费孝通就提出了法律不是在“明辨是非”，而是在“厘定权力”，这样的法律就会让凶犯和所谓的精神病患者逃脱应有的惩罚。

现代都市社会中讲个人权利，权利是不能侵犯的。国家保护这些权利，所以定下了许多法律。一个法官并不考虑道德问题，伦理观念，他并不在教化人。刑罚的用意已经不复“以儆效尤”，而是在保护个人的权利和社会的安全。尤其在民法范围里，他并不是在分辨是非，而是在厘定权利。

所以，有的法律判决惹人怒。

费孝通的这篇文章叫《无讼社会》，在法律判决之外，还有乡村调节：

在乡村里所谓调解，其实是一种教育过程。我曾在乡下参加过这类调解的集会。我之被邀，在乡民看来是极自然的，因为我是在学校里教书的，读书知礼，是权威。其他负有调解责任的是一乡的长老。最有意思的是保长从不发言，因为他在乡里并没有社会地位，他只是个干事。调解是个新名词，旧名词是评理。差不多每次都由一位很会说话的乡绅开口。他的公式总是把那被调解的双方都骂一顿。“这简直是丢我们村子里脸的事！你们还不认了错，回家去。”接着教训了一番。有时竟拍起桌子来法一阵脾气。他依着他认为“应当”的告诉他们。这一阵却极有效，双方时常就“和解”了，有时还得罚他们请一次客。我那时常觉得象是在球常旁看裁判官吹叫子，罚球。

一大群人，包括街坊邻居、族里长辈，对邻里纠纷做出评判，对“坏人”给予处罚，对所有人都是一次教育，中国社会，终究是乡邻社会。

代表官方的“保长”，在这里是没有发言权的。

5.

长沙9岁男童遇害，人们更愤怒的是最初的消息：百人围观而无人出手相救。

光天化日、众目睽睽之下，一个9岁的男孩竟然就这么被活生生地打死了！男子施暴过程中，如果有一个人伸出援手，孩子就有可能不至于丧命。然而，整整30分钟，竟然没有任何人上前制止，直到其父亲得知消息后赶来才将男子制服。这样的事情，令人心痛，更令人悲哀！

物业保安管理、基层组织、见义勇为等等等等，此时此刻都哪里去了呢？

市场化不是无政府化，平时我们说的各种安全管理的网格，关键时候都不见了。

过去的时候，农村里多是亲属相邻、熟人社会。

最初的城市，四合院也好，胡同也罢，共用一个水管、一个公厕，彼此之间都熟，有事搭把手，都很和谐。

后来出现的带有福利性质的家属楼，也多是同一个单位的职工，楼上楼下的都是同事，谁家来个亲戚，全厂都知道。

商品楼改变了一切，没有一点关系的人突然之间就住到对门了：冷漠笼罩着楼道。

后来有消息说：冯某华在行凶前，已经有人看见他在一个楼下拿着凶器转悠很长时间，这期间如果有人向小区保安或派出所报告，悲剧或许就不会发生。

此刻，人们多么需要朝阳群众呀。

6.

社会治理总是落后于社会发展，管理者如果再不善于借鉴先进的城市管理经验，各种管理办法都是在血案出现之后，才引起重视，才制定措施。各种悲剧势必还会发生。

管理不到位，制度不健全，我们谁都逃离不了恶邻。

城市化已经很多年了，为什么我们还没有营造出一个和谐的邻里关系？